二十年刑期，还剩十五年。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三日，天津一家医院三楼甲病房里，六十九岁的禹作敏坐在病床边，手里摆着扑克牌。 隔壁屋里有警察。 有人问他还要服多久刑，他低下去的声音里，只剩一句话：“ 我想回家！ ” 他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“家”。 天津静海县大邱庄，盐碱地，穷村。庄稼长不好，年轻人讨媳妇都难。禹作敏生在这里，后来也把自己一辈子的名声、权力和罪，都压在了这片地上。 一九七四年，他当上大邱庄党支部书记。 村里的账本摊在桌上，钱不多，路也窄。靠种地翻身，太慢；靠等上面拨款，更没影儿。禹作敏盯上的，是办厂。 这一步很险。 一九七八年前后，大邱庄集资、贷款，办起冷轧带钢厂。厂房里机器一响，村民才第一次看见，盐碱地外还有另一条活路。 钱来了。 厂子一个接一个办起来，带钢、制管、电器、印刷，后来归到几大公司名下。电视台、报纸、参观团，一拨一拨进村。 大邱庄的牌子挂起来了。 “中国第一村”“天下第一庄”，这些叫法一出来，禹作敏也被推到镜头中央。村民住上楼房，福利跟着企业走，来参观的人看见的是整齐的厂区、轰鸣的车间、越来越大的产值。 可这个村越富，禹作敏手里的权也越重。 他习惯拍板，习惯一句话定人事，习惯把集体企业看成自己亲手养大的家业。有人后来记下他那句近乎本能的话：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他的，又不是他的。 这句话，藏着后来的祸根。 钱和权绑在一起，村庄就容易变成一个人的院子。干部、亲属、企业、治安力量，层层绕在禹作敏身边。外面看是集体经济，里面却越来越像家长说了算。 他没有停手。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，华大集团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，公司账目、债务、资金问题被翻出来。禹作敏怒了，在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里开会，撤销华大集团，把下属企业重新划归几个公司管理。 会议室很快变了味。 桌子还在，椅子还在，可那里不再只是办公的地方。警棍、皮鞭、电警棍被拿了出来，被怀疑的人被带进去问话。 十二月十三日，二十六岁的外地员工危福合被带到万全公司三楼会议室。 他坚持说自己没有问题。 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。多人轮番殴打，直到晚上十点前后，他没了呻吟声。人送到医院，抢救无效死亡。 那一夜，大邱庄的机器还在，法律却被挡在村外。 公安机关要抓涉案人员，禹作敏不配合。村里设路障，车辆、拖拉机、马车排成防线，犯罪嫌疑人被转移、藏匿。曾经迎接参观团的道路，变成阻拦执法的关口。 事情彻底变了。 十二月十五日，禹作敏被天津公安机关依法拘留。 一九九三年夏天，案件开庭。被告席上，站着过去大邱庄最有分量的人，也站着他的亲属和亲信。 公诉人把大邱庄说成“针插不入、水泼不进”的地方。 禹作敏在法庭上说：“ 大邱庄成了‘华夏第一村’以后，我的头脑膨胀了，造成这场罪，有思想和历史根源。 ” 八月二十七日，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：禹作敏犯窝藏罪、妨害公务罪、行贿罪、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二十年 。 二十年。 这一年，他已经六十多岁。铁门关上时，他不再是大邱庄的“当家人”，只是一个服刑人员。 他受不了的，不只是病。 服刑第五个年头，他住进医院病房。床边有药，旁边有人监护，老伴也能陪在身边。比起普通牢房，那已经宽松许多。 可他惦记的还是大邱庄。 他问病，也问日子；看见来访者，说自己因病保外就医。谈到过去的“功”，他只回了三个字：“ 没有用！ ” 这三个字，比辩解更沉。 因为他终于明白，办厂立过功，不等于可以私设公堂；村子富起来，不等于法律要绕着村口走；一个人曾把集体带出穷窝，也不能把集体变成自己的地盘。 他想回家。 可这个“家”，已经不是他当年说了算的大邱庄。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大邱庄撤村建镇。原来几个大企业办社会的职能被剥离，新的街道和镇制建立起来。没有禹作敏的大邱庄，继续往前走，也开始承受产权不清、产业单一、管理旧账带来的后果。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凌晨一时许，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病逝，终年六十九岁。此前外界有过自杀传闻，天津方面和大邱庄给出的说法，是他长期神经衰弱、服用安眠药，心脏病加重，最后心脏病突发。 病房里那副扑克牌收走了。 大邱庄还在，厂房还在，路也还在。只是那个曾在这里一句话定风向的人，再也回不去了。 他最后能落在纸面上的那句念想，仍是四个字： 我想回家！ 特别
